说明——《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
2015-04-21 22:35:41   来源:梵蒂冈电台    评论:0 点击:

说明——《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OO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发表致中国天主教徒信(Nota Esplicativa) - (Versione Semplificata)藉着圣神降临瞻礼正式签署的《致中

说明——《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

 

教宗本笃十六世
于二OO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发表致中国天主教徒信
(Nota Esplicativa) - (Versione Semplificata)
藉着圣神降临瞻礼正式签署的《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这封信,教宗本笃十六世希望充分展示他对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团体的厚爱与关怀。毫无疑问,教宗是以伯多禄的继承人、普世教会牧者的身份来这样做的。
文中突出揭示了两大基本思想——一方面,是对在中国的公教团体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是对教会学领域中的伟大公教传统价值观的执着忠诚。为此,是对爱德、对真理的执着。教宗谈到了梵二大公会议以及公教传统中主要的教会学方针。但同时,还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地方教会生活的特殊方面,并在广阔的神学视野中为之定位。
A – 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教会
近五十年来,中国公教团体经历了极其曲折的岁月,走过了艰难而痛苦的历程。不仅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还构成了其持续至今的特殊特征。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天主教会团体遭遇了第一次迫害。许多外籍主教和传教士遭到驱逐、几乎所有中国教会人士和各平信徒运动团体负责人均被捕入狱、圣堂遭到关闭、教友被隔离起来。五十年代末,成立了国家宗教局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等国家机构组织。其宗旨是,领导和“控制”各种宗教活动。一九五八年,在未经教宗批准下,第一次非法祝圣了两位主教。由此,开始了一系列严重伤害教会共融的行为。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全中国掀起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席卷了中国公教团体。那些相对较为接受政府当局强加的新指示的主教、司铎和平信徒,也未能幸免。
八十年代,随着邓小平推行的开放政策,开启了一段宗教宽容的时期,出现了一些活动和对话的可能。圣堂、修道院和修会会院重新开放;团体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从中国教会团体传来的消息证实,殉道者们的鲜血再次成为孕育新基督信徒的种子——这一团体的信德始终保持着生命力、绝大部分天主教友都作出了忠实于基督、忠实于教会的英勇见证。教友的家庭,成了他们中间信仰传承的关键。但是,新的氛围也在公教团体内部激起了不同的反响。
为此,教宗谈到了一些牧人们,“有些主教因不愿屈从对教会生活的不当控制,且为了完全忠于天主教的道理和伯多禄的继承人,被迫秘密地接受了祝圣”,以确保为自己的团体提供牧灵服务(第八号)。教宗明确指出,事实上,“秘密状态”“并非属于教会生活的常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当迫切渴望维护自身信仰的完整性、不接受国家机构干涉教会切身生活时,牧者和信友们才这样做”(同上)。
其他主教们,则出于对教友利益的关心、并将目光放远到未来,“未经教宗授命而接受了祝圣,事后提出要求和伯多禄继承人及其他主教们完全共融”(同上)。鉴于局势的复杂性,加之推动重新恢复完全共融的强烈渴望,教宗授予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合法身份的全部职权”。
在认真分析中国教会局势的同时,教宗本笃十六世深知这一团体倍受教友和牧人都卷入的严重冲突状况的煎熬。但是,教宗突出强调指出,这种痛苦状况并非为教义问题上的观点不同所致,而是“那些被贯以天主教会生活主要责任者的机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第七号)所导致的结果。根据这些机构所宣称的,其宗旨主要是落实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而这些,与天主教会的道理是不相容的。
此类干涉,才使局势真正令人担忧。而且,主教和司铎们在履行各自的牧灵职责时都倍受控制和约束。
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各地主教及司铎不断要求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和圣座国务院,对如何处理中国教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作出明确的指示。许多人都在问,对政府和强加于教会生活中的国家组织机构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有人提出了与圣事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否可以同那些未经教会批准而祝圣的主教共祭、或从上述主教祝圣的司铎手中领受圣事等。而中国天主教团体中的某些部分,始终对数目越来越多的主教的非法祝圣感到不知所措*(见勘误表)。
此外,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的法规,以及国家要证明参加爱国会身份的要求,引发了新的紧张状态和更多的疑问。
那些年里,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多次向中国的教会发表了文告、呼吁,邀请全体天主教徒合一、修和。教宗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激发了信众对合一的渴望。但是,很遗憾,与当局的紧张关系、公教团体内的紧张状况并未能缓解。
就圣座而言,先后对各种问题作出了指示和回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出现的越来越复杂的情况,迫切需要针对整个问题作出新的审视,从而对各种要求提供一个更加明确的回答、使人们了解切实可靠的未来牧灵活动的指导。
B – 本函的完成过程
一个由中国问题专家、罗马教廷负责中国天主教会事务的神长们所组成的、十分精简的专门委员会,全面地、细致地分析阐述了各种似乎最能突出反应近年来中国教会生活的问题。当教宗本笃十六世决定于二OO七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召集包括一些中国教会神长们参加的会议后,上面提到的委员会便开始着手筹备一份文件,旨在推动就各种问题进行的广泛讨论、从与会者处收集实用的说明指教,从而为中国的公教团体提出一些可能的神学-牧灵学指导。亲临最后一次会议的教宗,在作出其他指示的同时,决定亲自致函中国的主教、司铎、度献身生活者和平信徒。
C – 本函的内容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致函中国天主教徒时写道,“这封信无意涉及你们所熟知的复杂问题的具体方面,旨在就中国教会生活和福传事业提出一些指导”。帮助中国天主教徒“发现上主、导师——人类历史的‘锁钥、中心和终向’——耶稣基督对你们所要求的”(第二号)。教宗强调了天主教教会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旨在对最重要的问题作出指引。并充分认识到,这些原则的光照将帮助中国天主教会团体解决各种问题、为一些具体的方面提供帮助。
教宗在充分表达了对中国教友们在近五十年来所表现出的忠诚的巨大喜悦之际,重申他们为福音所蒙受的苦难、所遭遇的迫害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向所有人发出了合一与修和的强烈呼吁。在深知完全修和“不可能一天完成”的同时,教宗指出,“在和好的路途上有许多‘信仰见证者’的榜样和祈祷在支持着你们。他们曾为了教会在中国的将来奉献了他们的生命、受了苦难、作了宽恕”(第六号)。
在此背景下,耶稣的话——“划到深处”(路5,4)再次显得十分有益。这句话,“邀请我们感激过去、热衷现在、胸怀未来”。事实上,在中国如同世界各地一样,“教会亦蒙召作基督的见证;憧憬未来、在宣讲福音中考虑到中华民族所要面对的新挑战”(第三号)。教宗指出,“宣讲被钉死又复活了的基督也是可能的,只要你们忠于福音,与伯多禄宗徒继承者和普世教会共融,就会知道将爱与合一的标志付之行动”(同上)。
针对主教和司铎们向圣座征询的问题中那些最为紧迫的问题,教宗本笃十六世就有关政府当局承认地下团体教会人士(参见第七号)作出了指示,并全面突出了中国主教的职能问题(参见第八号),特别谈到了主教的任命(参见第九号)。此外,教宗为团体作出的牧灵指导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首先,强调了在教会团体中的主教形象和使命——“不可没有主教Nihil Sine Episcopo”。接着,就共同举行圣体圣事问题作出了指示;邀请根据教会法典的规定成立教区机构。同时,教宗还对司铎的培育和家庭生活作出了指示。
关于公教团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教宗以十分平静、尊重的语气指出了梵二大公会议也重申了的天主教会道理。教宗还充分表达了诚挚的祝愿,希望圣座与中国政府的对话能够继续下去,从而就主教任命达成共识、通过尊重名副其实的宗教自由使天主教徒们完全实践信仰生活、圣座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能够实现正常化。
最后,教宗宣布撤消过去和最近一段时间里,圣座授予中国教会的一切牧灵职权和指示。中国教会局势的不断变化,以及通讯联络方面的极大便利(参见第十八号),使中国天主教友们已经能够遵循教会法典的常规规范。一旦需要,可直接向圣座求助。总之,上述撤消的职权和指示中所阐述的教会道理原则的应用全部按照本函的新指示处理(参见第十八号)。
D – 本函的风格及目的
教宗用那给人以精神启迪、又语重心长的牧灵口吻,向全体在中国的天主教会讲话。教宗的目的,绝非制造与某个人或某个团体之间针锋相对的局面。即便针对某些关键问题予以了突出的表达,教宗在极其明确地指出了神学原则的同时,仍然对特定的具体时间背景、对所涉及的人给予以了极大的理解。教宗希望邀请教会更加深入地忠实于耶稣基督;叮嘱全体中国天主教友牢记在他们国家具体的现实背景下做福传者的使命。教宗十分尊重和敬重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古老历史及近代历史;在深知中国教会生活正常化要求与政府当局展开坦诚、开放、建设性对话的同时,再次重申,愿意同中国当局展开对话。教宗本笃十六世与他的前任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样,都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正常化将为世界和平作出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由此,为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伟大画卷创造一副不可替代的珍贵篇章。

勘误表
《注解》中A标题第九段最后一行“而中国天主教团体中的某些部分,始终对数目越来越多的主教的非法祝圣感到不知所措”,改为“面对相当数量的非法祝圣主教的合法化,他们感到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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